陳鶴琴生平教育實踐簡介 陳鶴琴教育思想
國學教育 由土鳳凰供稿
陳鶴琴(1892━1982)是我國現(xiàn)代著名的教育家，兒童心理學家和兒童教育專家；是“五四”運動后我國新教育事業(yè)的創(chuàng)始者之一。
他熱愛祖國、熱愛人民、熱愛兒童，在青年時代就為振興中華，塑造民族新生命，為子孫后代的幸福和健康成長立志獻身教育事業(yè)。他反對舊中國封建傳統(tǒng)的兒童觀、教育觀和陳腐的“死”教育，也反對“全盤西化”，注意世界潮流，吸取外國教育中先進思想和有益經(jīng)驗，以鞠躬盡瘁的精神實踐創(chuàng)新，努力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、符合兒童身心發(fā)展的中國化、科學化的教育道路。前后近七十年，他在兒童心理、家庭教育、兒童教育、小學教育、特殊兒童教育、師范教育等各個方面進行長時間的理論和實踐的開拓性工作，作出了重要的貢獻。他多次參加國際會議，出國講學，在國際上也享有一定的聲譽。
陳鶴琴親身經(jīng)歷了新舊中國兩個時代，大半生坎坷艱苦的道路和現(xiàn)實斗爭的教育及鍛煉，促使他從一個富有愛國思想和正義感的民主主義者，發(fā)展為馬列主義和共產(chǎn)主義的信仰者。他和中國共產(chǎn)黨有長期親密的合作關系，是黨的摯友。他是一位為追求真理而不斷進步的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優(yōu)秀代表。
陳鶴琴1892年生于浙江省上虞縣百官鎮(zhèn)的一個平民家庭。從小家境貧寒，六歲喪父，靠幫助母親替人洗衣服補助生活。在家鄉(xiāng)上了六年私塾。1906年十四歲靠親友資助入杭州惠蘭中學讀書。1911年考入北京清華學堂，他自覺刻苦學習，熱心社會服務。除在校內開設“校役補習夜校”，還在城府村為失學的少年兒童辦了“義務小學”，這對他日后立志獻身教育事業(yè)有密切關系。1914年他考取獎學金赴美留學，與陶行知同行。他原想學醫(yī)，但在反復思考后認為，為挽救積弱的祖國，必須從教育人做起，而兒童是祖國的未來，兒童教育是國民教育的基礎；“醫(yī)生是醫(yī)病的，我是要醫(yī)人的，我是喜歡兒童，兒童也是喜歡我的，我還是要學教育，回去教育他們好”。從而堅定了他獻身祖國教育事業(yè)的志向。
在美五年留學期間，先后在霍普金斯大學和歌倫比亞大學學習，獲教育碩士學位，他的求學原則是“凡百事物都要知道一些，有一些事物則要徹底知道”。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學會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，“方法是秘訣是鑰匙，得了秘訣和鑰匙，就可以自由去開知識的寶藏了”。
1919年8月，他回國任教，擔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科教授。這時正是“五四”運動高潮，在“民主”與“科學”口號鼓舞下，他積極投入反對和討伐封建文化的戰(zhàn)斗。陳鶴琴深感為民主與科學，必須向民眾普及教育，而要普及教育就要掃除學漢字困難的障礙。他從1920年起，花了三年時間進行語體文應用字匯的研究，編成中國第一本漢字查頻資料《語體文應用字匯》，開創(chuàng)了漢字字量的科學研究，為編寫成人掃盲教材和兒童課本、讀物提供了用字的科學依據(jù)。這期間他與陶行知等積極支持并組織“中華教育改進社”，根據(jù)中國國情，大力提倡新教育。
1919年，陳鶴琴先生回國從事教育實踐后，他先后撰寫了《耳聾與口吃》、《啞吧會說話》、《特殊兒童在美國》、《瞎子能做些什么》、《關于類似白癡、天才兒童》、《低能兒童之研究》等特殊教育文章與專著。
1920年，在南高任教期間，陳鶴琴致力于教育科學的研究。他以自己新生的孩子為對象，進行了808天的跟蹤觀察、實驗，以研究兒童身心發(fā)展的特點和規(guī)律，開創(chuàng)了研究我國兒童心理之先河。在此同時，他又進行家庭教育的研究實驗，總結了教育孩子的101條原則，于1925年寫成《兒童心理之研究》和《家庭教育》兩本著作，在學術和實踐上都很有價值。他還積極從事心理測驗研究的開創(chuàng)工作，著有《智力測驗法》和《測驗概要》，推進了當時教育測驗活動的開展。
1923年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改為東南大學，陳鶴琴兼教務主任，為探索建立中國化、科學化的幼稚教育途徑，他創(chuàng)辦了南京鼓樓幼稚園，自任園長。他和其他教師一起從辦園宗旨，培養(yǎng)目標，兒童應養(yǎng)成的習慣、知識、技能，到幼稚園課程，德智體美教育，玩具教育、設備標準以及對教師的要求等進行一系列的研究實驗，于1927年發(fā)表了《我們的主張》一文，提出辦幼稚園要適合我國國情和兒童年齡特點的十五條主張。他還支持陶行知創(chuàng)辦了燕子磯幼稚園，開辟了我國第一所鄉(xiāng)村幼稚教育實驗場地，進行推廣鄉(xiāng)村幼稚園的工作。1928年，陳鶴琴受大學院之聘，根據(jù)鼓樓幼稚園實驗的成果起草了《幼稚園課程暫行標準》，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全國推廣，為我國現(xiàn)代幼教事業(yè)奠定了基礎。1929年，為了“研究兒童教育，推進兒童福利，提倡教師專業(yè)精神”，他在“幼稚教育研究會”基礎上發(fā)起成立“中華兒童教育社”，被選為主席。至1937年該社發(fā)展為全國最大的兒童教育學術團體和研究、推動兒童教育的中心。
1928年，陳鶴琴應聘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。在任職11年間，他竭力爭取有更多中國人受教育、辦教育的權利。除新辦六所小學，一所女中和職業(yè)夜校、簡易小學外，先后給一百數(shù)十所私立中小學爭取到經(jīng)費補助，爭得在華童公學增設華人校長和副校長，爭得在工部局華童學校升國旗的權利。同時對小學的辦學宗旨、教育教學內容和方法也按“中國化、科學化”的指導思想進行了改革實驗。他還倡導組織各種教學實驗，培訓師資，編寫中國化的、適合兒童特點的教科書和課外讀物，其中如《中國歷史故事》和《小學自然故事》叢書給兒童少年以愛國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教育。
1934年至1935年陳鶴琴赴歐洲十一國考察教育，特別是了解蘇聯(lián)普及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經(jīng)驗。1937年1月，他代表“中華慈幼協(xié)會”赴爪哇出席國際聯(lián)盟遠東禁販婦孺會議，起草我國代表在會上發(fā)表的專文《中國婦孺被販賣》，并在當?shù)厝A僑中多次作演講，報告祖國情況?；貒笤谏虾＝M織婦孺問題研究會和兒童保護會，以喚起社會重視保障婦女、兒童。
1935年8月1日，他為慶祝國際兒童年發(fā)表《兒童年實施后的宏愿》，以極大的愛心和熱情向全社會呼吁：全國所有兒童應有受教育的權利；保障兒童的安全；取消奴婢童工制度；父母及成人們要“各就自己能力所及之處，保育兒童，救濟兒童，感化兒童”；父母們要“具有教育常識，切實了解兒童心理和兒童期的價值”，教師們要“抱著鞠躬盡瘁、死而后已的精神去教導兒童”；一切人們要“凡百救濟事業(yè)，先從兒童做起，遇到危險，先救兒童”等。九條宏愿的第二條就是：“愿全國聾啞及其他殘廢兒童都能夠享受到特殊教育，盡量地發(fā)展他天賦的才能，成為社會有用的分子，同時使他們本身能享受到人類應有的幸福”。
陳鶴琴的九點宏愿，表現(xiàn)了這位老教育家熱愛兒童，一切為兒童，為一切兒童的赤子之心和偉大胸懷，也是他一身為之奮斗的目標和行動的準則。
1937年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，陳鶴琴在中國共產(chǎn)黨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偉大號召鼓舞下，參加了上海地下黨領導下的“星期二聚餐會”、“民社”等進步政治組織，投身于進步文化活動和抗日救亡工作，為新四軍募集藥品、物資，營救被捕人員。“八·一三”事變后，上海百萬難民涌入租界，數(shù)十萬難民進入難民收容所，他以主要精力從事難民、難童工作，是上海難民教育協(xié)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；為開展孤兒保育工作發(fā)起了組織兒童保育會，創(chuàng)辦了兒童保育院；先后辦了十所報童學校，發(fā)起組織上海市成人義務教育促進會，主辦成人義務學校，他還以極大熱情投入黨領導的推廣新文字運動，在難民收容所中大規(guī)模地組織學習新文字，辦培訓師資班，編寫課本和讀物。他和陳望道等發(fā)起成立上海語文學會，被推為理事長。陳鶴琴因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和進步文化教育工作，遭日偽懷恨，被列入暗殺名單。由于地下黨和有關方面的及時通知，于1939年10月離滬去寧波暫避，11月汪偽特務持槍闖入上海寓所行刺，因已轉移幸免于難。
1940年3月，陳鶴琴赴重慶參加國民教育會議。國民黨教育部要他當國民教育司長，他表示“要做事，不做官”，決意去江西辦學，實現(xiàn)他創(chuàng)辦中國化的幼稚教育和中國人自己培養(yǎng)幼教師資的夙愿。當年10月，他從各地聘請有志的教師，在江西泰和縣文江村以“荒山辟樂園”的精神，率領師生邊勞動邊教育，披荊斬棘創(chuàng)辦了我國第一所公立的幼稚師范學校—江西省立實驗幼稚師范，附設小學、幼稚園和嬰兒園，另設國民教育實驗區(qū)。該校于1943年改為國立并增設了專修科。1944年夏日寇南侵，學校遷往贛州。1945年初贛州告急，他帶領全校師生頂風冒雪長途跋涉，從贛州至廣昌堅持辦學。在最困難的日子里他勉勵大家要“相依為命，同舟共濟，為幼教事業(yè)不怕受挫，堅持到底”。
陳鶴琴在江西進行了建設中國化、科學化的幼稚教育的實踐和理論研究工作。這期間他總結二十年教育實踐的經(jīng)驗，提出了“活教育”的教育主張。他十分贊賞陶行知批判中國舊教育的名言：“教死書，死教書，教書死；讀死書，死讀書，讀書死”，提出要把其中的“死”字變成“活”字，要結合中國的實際，根據(jù)兒童身心發(fā)展的特點，把“腐化的死氣沉沉的”封建傳統(tǒng)教育改造成為“前進的、活潑的、自動的、有生氣的新教育”。他提出“活教育”的三大目標，即“做人，做中國人，做現(xiàn)代中國人”；“做中學，做中教，做中求進步”；“大自然，大社會，都是活教材”以及“十七條教學原則”、“十三條訓導原則”等。
1945年抗戰(zhàn)勝利，陳鶴琴重返上海，繼續(xù)辦學并積極參加文教戰(zhàn)線的愛國民主運動。12月創(chuàng)辦上海市立幼師（后改為女師），又將國立幼專遷來上海，任兩校校長。他提倡民主精神辦學，聘用和收容、保護被國民黨開除、逮捕的教師和學生，掩護地下黨的革命活動。
1946年，陳鶴琴支持并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上海學生團體聯(lián)合會提出開展全市統(tǒng)一的尊師運動并任勸募委員會名譽主席。他支持了尊師運動慶功大會。學生在會上提出了“要求和平，停止內戰(zhàn)”的響亮口號。7月陶行知因遭受當局迫害，患腦溢血不幸逝世。陳鶴琴為失去摯友悲痛萬分。在嚴重的白色恐怖籠罩下，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擔任追悼會的執(zhí)行主席，并護送靈柩至南京安葬。為把育才學校辦下去，繼續(xù)陶先生的事業(yè)，他擔任了育才學校顧問委員會主席。他在任幼師、幼專校長期間，曾不顧當局的壓力，接受被外校解聘和開除的進步教師和學生，營救和保護被捕師生。他還擔任地下黨領導的“上海市小學教師聯(lián)合進修會”和“上海市校教師福利促進會”的顧問。由于他參加愛國民主運動，曾經(jīng)兩次遭國民黨反動派逮捕，經(jīng)五位大學校長和友人營救獲釋。多次的遭遇經(jīng)歷和他從事教育事業(yè)的艱苦挫折，使他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當局的反動和腐朽，更加寄希望于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
1947年《活教育》雜志在上海復刊。2月，他創(chuàng)立上海兒童福利促進會，解決難童教養(yǎng)問題，陳鶴琴任理事長。3月，又籌創(chuàng)上海特殊兒童輔導院（現(xiàn)上海聾啞青年技術學校前身），兼任院長。他計劃把輔導院辦成盲童、聾啞兒童、傷殘兒童、低能兒童、問題兒童等五種特殊兒童綜合教育機構，但未獲國民黨社會部批準，只辦了聾啞兒童班。一年后又辦了農(nóng)村兒童班和傷殘兒童班。
新中國成立時，陳鶴琴已年近六十。他為自己一生的志愿即將付諸實現(xiàn)而無比振奮，決心在共產(chǎn)黨的領導下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(yè)，培育祖國的幼苗作出最大的努力。
黨和人民對他幾十年來的教育業(yè)績作了充分肯定，給予他很高的榮譽和重任。南京解放后的1949年8月，他即被任命為中央大學師范學院院長，1953年后為南京師范學院院長。
1949年9月，陳鶴琴作為教育界代表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(xié)商會議；10月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。1950年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和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(xié)商委員會副主席。1955年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。他歷任全國政協(xié)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屆委員，江蘇省人大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屆代表，江蘇省政協(xié)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屆委員。1960年起任江蘇省政協(xié)副主席，1979年當選為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。此外，他還曾被選為中國人民保衛(wèi)兒童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國盲人福利會委員。1979年先后被選為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、全國幼兒教育研究會名譽理事長和江蘇省心理學會名譽理事長。他是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兼江蘇省主任委員。
解放后，陳鶴琴滿腔熱誠地為社會主義教育事業(yè)竭盡全部心力。他勤奮學習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，使自己的教育思想提高到一個新水平。在南師期間，他加強行政工作，為教育、科研創(chuàng)造條件；創(chuàng)建幼教系，附設幼師；建立兒童玩具研究室、玩具工廠、幼兒園等一套幼教體系。同時深入教學、科研第一線，親自任課，搞科研和師生一起下鄉(xiāng)搞調查，進行幼教試點，在報刊上發(fā)表一系列有關新時期兒童教育的文章。他十分關心祖國統(tǒng)一大業(yè)，經(jīng)常寫稿介紹新中國的成就，致函臺灣教育界朋友。在“文革”十年浩劫中，他又遭受折磨。但是這一切沒有動搖他對黨和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，沒有改變他對祖國、對教育事業(yè)、對兒童的熱愛。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鼓舞下，年過八旬的陳鶴琴重新煥發(fā)革命青春。1979年8月，他向全國教育科學規(guī)劃會議書面建議：各省市恢復和建立幼兒師范；恢復和設立實驗小學和幼兒園作為科學實驗場所；設立兒童玩具、教具、設備研究室和實驗工廠；全面系統(tǒng)整理與總結“五四”以來幼兒教育和兒童教育的實踐和經(jīng)驗等。同年，他抱病出席全國幼兒教育研究會成立大會，在會上講話指出，“必須十分重視和開展對幼教的科學實驗，探索出一條中國化、科學化的幼兒教育的道路”。這是陳鶴琴生前最后一次講話，是他一生未償?shù)倪z志。1981年，他為浙江《幼兒教育》雜志創(chuàng)刊題詞：“熱愛，了解和研究兒童，教育他們使之勝過前人。”1982年他雙腿癱瘓，伏案為“六一”國際兒童節(jié)題詞：“一切為兒童，一切為教育，一切為四化。”6月1日還抱病去鼓樓幼兒園和小朋友一道慶祝生命中最后一個兒童的節(jié)日。
1982年12月30日陳鶴琴病逝，終年91歲。
“兒童是祖國的未來，民族的希望”，“一切為兒童”，表現(xiàn)了老教育家陳鶴琴的深遠胸懷和獻身精神。他那熱愛祖國、熱愛兒童、熱愛教育事業(yè)的“赤子之心”，純樸而崇高的品德風貌；他那充滿朝氣勇于改革，敢于創(chuàng)新的思想作風和實踐第一，虛心好學，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，永遠值得我們敬仰和學習。他留下的四百萬字的著作是我國教育寶庫中一份珍貴的精神財富?，F(xiàn)已出版的《陳鶴琴教育文集》上下卷和《陳鶴琴全集》共六卷，內容包括兒童心理、家庭教育、幼兒教育、小學教育、師范教育、特殊兒童教育、活教育理論、教育和智力測驗、文字改革、外國教育考察、國際交流活動等，對研究和學習陳鶴琴教育思想和實踐有重要意義。
他熱愛祖國、熱愛人民、熱愛兒童，在青年時代就為振興中華，塑造民族新生命，為子孫后代的幸福和健康成長立志獻身教育事業(yè)。他反對舊中國封建傳統(tǒng)的兒童觀、教育觀和陳腐的“死”教育，也反對“全盤西化”，注意世界潮流，吸取外國教育中先進思想和有益經(jīng)驗，以鞠躬盡瘁的精神實踐創(chuàng)新，努力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、符合兒童身心發(fā)展的中國化、科學化的教育道路。前后近七十年，他在兒童心理、家庭教育、兒童教育、小學教育、特殊兒童教育、師范教育等各個方面進行長時間的理論和實踐的開拓性工作，作出了重要的貢獻。他多次參加國際會議，出國講學，在國際上也享有一定的聲譽。
陳鶴琴親身經(jīng)歷了新舊中國兩個時代，大半生坎坷艱苦的道路和現(xiàn)實斗爭的教育及鍛煉，促使他從一個富有愛國思想和正義感的民主主義者，發(fā)展為馬列主義和共產(chǎn)主義的信仰者。他和中國共產(chǎn)黨有長期親密的合作關系，是黨的摯友。他是一位為追求真理而不斷進步的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優(yōu)秀代表。
陳鶴琴1892年生于浙江省上虞縣百官鎮(zhèn)的一個平民家庭。從小家境貧寒，六歲喪父，靠幫助母親替人洗衣服補助生活。在家鄉(xiāng)上了六年私塾。1906年十四歲靠親友資助入杭州惠蘭中學讀書。1911年考入北京清華學堂，他自覺刻苦學習，熱心社會服務。除在校內開設“校役補習夜校”，還在城府村為失學的少年兒童辦了“義務小學”，這對他日后立志獻身教育事業(yè)有密切關系。1914年他考取獎學金赴美留學，與陶行知同行。他原想學醫(yī)，但在反復思考后認為，為挽救積弱的祖國，必須從教育人做起，而兒童是祖國的未來，兒童教育是國民教育的基礎；“醫(yī)生是醫(yī)病的，我是要醫(yī)人的，我是喜歡兒童，兒童也是喜歡我的，我還是要學教育，回去教育他們好”。從而堅定了他獻身祖國教育事業(yè)的志向。
在美五年留學期間，先后在霍普金斯大學和歌倫比亞大學學習，獲教育碩士學位，他的求學原則是“凡百事物都要知道一些，有一些事物則要徹底知道”。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學會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，“方法是秘訣是鑰匙，得了秘訣和鑰匙，就可以自由去開知識的寶藏了”。
1919年8月，他回國任教，擔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科教授。這時正是“五四”運動高潮，在“民主”與“科學”口號鼓舞下，他積極投入反對和討伐封建文化的戰(zhàn)斗。陳鶴琴深感為民主與科學，必須向民眾普及教育，而要普及教育就要掃除學漢字困難的障礙。他從1920年起，花了三年時間進行語體文應用字匯的研究，編成中國第一本漢字查頻資料《語體文應用字匯》，開創(chuàng)了漢字字量的科學研究，為編寫成人掃盲教材和兒童課本、讀物提供了用字的科學依據(jù)。這期間他與陶行知等積極支持并組織“中華教育改進社”，根據(jù)中國國情，大力提倡新教育。
1919年，陳鶴琴先生回國從事教育實踐后，他先后撰寫了《耳聾與口吃》、《啞吧會說話》、《特殊兒童在美國》、《瞎子能做些什么》、《關于類似白癡、天才兒童》、《低能兒童之研究》等特殊教育文章與專著。
1920年，在南高任教期間，陳鶴琴致力于教育科學的研究。他以自己新生的孩子為對象，進行了808天的跟蹤觀察、實驗，以研究兒童身心發(fā)展的特點和規(guī)律，開創(chuàng)了研究我國兒童心理之先河。在此同時，他又進行家庭教育的研究實驗，總結了教育孩子的101條原則，于1925年寫成《兒童心理之研究》和《家庭教育》兩本著作，在學術和實踐上都很有價值。他還積極從事心理測驗研究的開創(chuàng)工作，著有《智力測驗法》和《測驗概要》，推進了當時教育測驗活動的開展。
1923年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改為東南大學，陳鶴琴兼教務主任，為探索建立中國化、科學化的幼稚教育途徑，他創(chuàng)辦了南京鼓樓幼稚園，自任園長。他和其他教師一起從辦園宗旨，培養(yǎng)目標，兒童應養(yǎng)成的習慣、知識、技能，到幼稚園課程，德智體美教育，玩具教育、設備標準以及對教師的要求等進行一系列的研究實驗，于1927年發(fā)表了《我們的主張》一文，提出辦幼稚園要適合我國國情和兒童年齡特點的十五條主張。他還支持陶行知創(chuàng)辦了燕子磯幼稚園，開辟了我國第一所鄉(xiāng)村幼稚教育實驗場地，進行推廣鄉(xiāng)村幼稚園的工作。1928年，陳鶴琴受大學院之聘，根據(jù)鼓樓幼稚園實驗的成果起草了《幼稚園課程暫行標準》，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全國推廣，為我國現(xiàn)代幼教事業(yè)奠定了基礎。1929年，為了“研究兒童教育，推進兒童福利，提倡教師專業(yè)精神”，他在“幼稚教育研究會”基礎上發(fā)起成立“中華兒童教育社”，被選為主席。至1937年該社發(fā)展為全國最大的兒童教育學術團體和研究、推動兒童教育的中心。
1928年，陳鶴琴應聘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。在任職11年間，他竭力爭取有更多中國人受教育、辦教育的權利。除新辦六所小學，一所女中和職業(yè)夜校、簡易小學外，先后給一百數(shù)十所私立中小學爭取到經(jīng)費補助，爭得在華童公學增設華人校長和副校長，爭得在工部局華童學校升國旗的權利。同時對小學的辦學宗旨、教育教學內容和方法也按“中國化、科學化”的指導思想進行了改革實驗。他還倡導組織各種教學實驗，培訓師資，編寫中國化的、適合兒童特點的教科書和課外讀物，其中如《中國歷史故事》和《小學自然故事》叢書給兒童少年以愛國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教育。
1934年至1935年陳鶴琴赴歐洲十一國考察教育，特別是了解蘇聯(lián)普及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經(jīng)驗。1937年1月，他代表“中華慈幼協(xié)會”赴爪哇出席國際聯(lián)盟遠東禁販婦孺會議，起草我國代表在會上發(fā)表的專文《中國婦孺被販賣》，并在當?shù)厝A僑中多次作演講，報告祖國情況?；貒笤谏虾＝M織婦孺問題研究會和兒童保護會，以喚起社會重視保障婦女、兒童。
1935年8月1日，他為慶祝國際兒童年發(fā)表《兒童年實施后的宏愿》，以極大的愛心和熱情向全社會呼吁：全國所有兒童應有受教育的權利；保障兒童的安全；取消奴婢童工制度；父母及成人們要“各就自己能力所及之處，保育兒童，救濟兒童，感化兒童”；父母們要“具有教育常識，切實了解兒童心理和兒童期的價值”，教師們要“抱著鞠躬盡瘁、死而后已的精神去教導兒童”；一切人們要“凡百救濟事業(yè)，先從兒童做起，遇到危險，先救兒童”等。九條宏愿的第二條就是：“愿全國聾啞及其他殘廢兒童都能夠享受到特殊教育，盡量地發(fā)展他天賦的才能，成為社會有用的分子，同時使他們本身能享受到人類應有的幸福”。
陳鶴琴的九點宏愿，表現(xiàn)了這位老教育家熱愛兒童，一切為兒童，為一切兒童的赤子之心和偉大胸懷，也是他一身為之奮斗的目標和行動的準則。
1937年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，陳鶴琴在中國共產(chǎn)黨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偉大號召鼓舞下，參加了上海地下黨領導下的“星期二聚餐會”、“民社”等進步政治組織，投身于進步文化活動和抗日救亡工作，為新四軍募集藥品、物資，營救被捕人員。“八·一三”事變后，上海百萬難民涌入租界，數(shù)十萬難民進入難民收容所，他以主要精力從事難民、難童工作，是上海難民教育協(xié)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；為開展孤兒保育工作發(fā)起了組織兒童保育會，創(chuàng)辦了兒童保育院；先后辦了十所報童學校，發(fā)起組織上海市成人義務教育促進會，主辦成人義務學校，他還以極大熱情投入黨領導的推廣新文字運動，在難民收容所中大規(guī)模地組織學習新文字，辦培訓師資班，編寫課本和讀物。他和陳望道等發(fā)起成立上海語文學會，被推為理事長。陳鶴琴因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和進步文化教育工作，遭日偽懷恨，被列入暗殺名單。由于地下黨和有關方面的及時通知，于1939年10月離滬去寧波暫避，11月汪偽特務持槍闖入上海寓所行刺，因已轉移幸免于難。
1940年3月，陳鶴琴赴重慶參加國民教育會議。國民黨教育部要他當國民教育司長，他表示“要做事，不做官”，決意去江西辦學，實現(xiàn)他創(chuàng)辦中國化的幼稚教育和中國人自己培養(yǎng)幼教師資的夙愿。當年10月，他從各地聘請有志的教師，在江西泰和縣文江村以“荒山辟樂園”的精神，率領師生邊勞動邊教育，披荊斬棘創(chuàng)辦了我國第一所公立的幼稚師范學校—江西省立實驗幼稚師范，附設小學、幼稚園和嬰兒園，另設國民教育實驗區(qū)。該校于1943年改為國立并增設了專修科。1944年夏日寇南侵，學校遷往贛州。1945年初贛州告急，他帶領全校師生頂風冒雪長途跋涉，從贛州至廣昌堅持辦學。在最困難的日子里他勉勵大家要“相依為命，同舟共濟，為幼教事業(yè)不怕受挫，堅持到底”。
陳鶴琴在江西進行了建設中國化、科學化的幼稚教育的實踐和理論研究工作。這期間他總結二十年教育實踐的經(jīng)驗，提出了“活教育”的教育主張。他十分贊賞陶行知批判中國舊教育的名言：“教死書，死教書，教書死；讀死書，死讀書，讀書死”，提出要把其中的“死”字變成“活”字，要結合中國的實際，根據(jù)兒童身心發(fā)展的特點，把“腐化的死氣沉沉的”封建傳統(tǒng)教育改造成為“前進的、活潑的、自動的、有生氣的新教育”。他提出“活教育”的三大目標，即“做人，做中國人，做現(xiàn)代中國人”；“做中學，做中教，做中求進步”；“大自然，大社會，都是活教材”以及“十七條教學原則”、“十三條訓導原則”等。
1945年抗戰(zhàn)勝利，陳鶴琴重返上海，繼續(xù)辦學并積極參加文教戰(zhàn)線的愛國民主運動。12月創(chuàng)辦上海市立幼師（后改為女師），又將國立幼專遷來上海，任兩校校長。他提倡民主精神辦學，聘用和收容、保護被國民黨開除、逮捕的教師和學生，掩護地下黨的革命活動。
1946年，陳鶴琴支持并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上海學生團體聯(lián)合會提出開展全市統(tǒng)一的尊師運動并任勸募委員會名譽主席。他支持了尊師運動慶功大會。學生在會上提出了“要求和平，停止內戰(zhàn)”的響亮口號。7月陶行知因遭受當局迫害，患腦溢血不幸逝世。陳鶴琴為失去摯友悲痛萬分。在嚴重的白色恐怖籠罩下，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擔任追悼會的執(zhí)行主席，并護送靈柩至南京安葬。為把育才學校辦下去，繼續(xù)陶先生的事業(yè)，他擔任了育才學校顧問委員會主席。他在任幼師、幼專校長期間，曾不顧當局的壓力，接受被外校解聘和開除的進步教師和學生，營救和保護被捕師生。他還擔任地下黨領導的“上海市小學教師聯(lián)合進修會”和“上海市校教師福利促進會”的顧問。由于他參加愛國民主運動，曾經(jīng)兩次遭國民黨反動派逮捕，經(jīng)五位大學校長和友人營救獲釋。多次的遭遇經(jīng)歷和他從事教育事業(yè)的艱苦挫折，使他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當局的反動和腐朽，更加寄希望于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
1947年《活教育》雜志在上海復刊。2月，他創(chuàng)立上海兒童福利促進會，解決難童教養(yǎng)問題，陳鶴琴任理事長。3月，又籌創(chuàng)上海特殊兒童輔導院（現(xiàn)上海聾啞青年技術學校前身），兼任院長。他計劃把輔導院辦成盲童、聾啞兒童、傷殘兒童、低能兒童、問題兒童等五種特殊兒童綜合教育機構，但未獲國民黨社會部批準，只辦了聾啞兒童班。一年后又辦了農(nóng)村兒童班和傷殘兒童班。
新中國成立時，陳鶴琴已年近六十。他為自己一生的志愿即將付諸實現(xiàn)而無比振奮，決心在共產(chǎn)黨的領導下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(yè)，培育祖國的幼苗作出最大的努力。
黨和人民對他幾十年來的教育業(yè)績作了充分肯定，給予他很高的榮譽和重任。南京解放后的1949年8月，他即被任命為中央大學師范學院院長，1953年后為南京師范學院院長。
1949年9月，陳鶴琴作為教育界代表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(xié)商會議；10月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。1950年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和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(xié)商委員會副主席。1955年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。他歷任全國政協(xié)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屆委員，江蘇省人大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屆代表，江蘇省政協(xié)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屆委員。1960年起任江蘇省政協(xié)副主席，1979年當選為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。此外，他還曾被選為中國人民保衛(wèi)兒童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國盲人福利會委員。1979年先后被選為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、全國幼兒教育研究會名譽理事長和江蘇省心理學會名譽理事長。他是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兼江蘇省主任委員。
解放后，陳鶴琴滿腔熱誠地為社會主義教育事業(yè)竭盡全部心力。他勤奮學習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，使自己的教育思想提高到一個新水平。在南師期間，他加強行政工作，為教育、科研創(chuàng)造條件；創(chuàng)建幼教系，附設幼師；建立兒童玩具研究室、玩具工廠、幼兒園等一套幼教體系。同時深入教學、科研第一線，親自任課，搞科研和師生一起下鄉(xiāng)搞調查，進行幼教試點，在報刊上發(fā)表一系列有關新時期兒童教育的文章。他十分關心祖國統(tǒng)一大業(yè)，經(jīng)常寫稿介紹新中國的成就，致函臺灣教育界朋友。在“文革”十年浩劫中，他又遭受折磨。但是這一切沒有動搖他對黨和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，沒有改變他對祖國、對教育事業(yè)、對兒童的熱愛。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鼓舞下，年過八旬的陳鶴琴重新煥發(fā)革命青春。1979年8月，他向全國教育科學規(guī)劃會議書面建議：各省市恢復和建立幼兒師范；恢復和設立實驗小學和幼兒園作為科學實驗場所；設立兒童玩具、教具、設備研究室和實驗工廠；全面系統(tǒng)整理與總結“五四”以來幼兒教育和兒童教育的實踐和經(jīng)驗等。同年，他抱病出席全國幼兒教育研究會成立大會，在會上講話指出，“必須十分重視和開展對幼教的科學實驗，探索出一條中國化、科學化的幼兒教育的道路”。這是陳鶴琴生前最后一次講話，是他一生未償?shù)倪z志。1981年，他為浙江《幼兒教育》雜志創(chuàng)刊題詞：“熱愛，了解和研究兒童，教育他們使之勝過前人。”1982年他雙腿癱瘓，伏案為“六一”國際兒童節(jié)題詞：“一切為兒童，一切為教育，一切為四化。”6月1日還抱病去鼓樓幼兒園和小朋友一道慶祝生命中最后一個兒童的節(jié)日。
1982年12月30日陳鶴琴病逝，終年91歲。
“兒童是祖國的未來，民族的希望”，“一切為兒童”，表現(xiàn)了老教育家陳鶴琴的深遠胸懷和獻身精神。他那熱愛祖國、熱愛兒童、熱愛教育事業(yè)的“赤子之心”，純樸而崇高的品德風貌；他那充滿朝氣勇于改革，敢于創(chuàng)新的思想作風和實踐第一，虛心好學，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，永遠值得我們敬仰和學習。他留下的四百萬字的著作是我國教育寶庫中一份珍貴的精神財富?，F(xiàn)已出版的《陳鶴琴教育文集》上下卷和《陳鶴琴全集》共六卷，內容包括兒童心理、家庭教育、幼兒教育、小學教育、師范教育、特殊兒童教育、活教育理論、教育和智力測驗、文字改革、外國教育考察、國際交流活動等，對研究和學習陳鶴琴教育思想和實踐有重要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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